1919年6月下旬，初夏时节，五四运动思潮涌入的天津南开校园里，国槐的花蕾也才冲破束缚，悄悄地探出个头来。
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学生联合会为使反帝爱国运动深入持久地向前发展，决定建立自己的舆论阵地，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要办好这份报纸，还要办得有分量，就急需一位恰当的负责人，天津学联负责人谌志笃和马骏几番考虑，目标人物都指向了同一个人——此人留日归国的时日不长，还没有在南开大学正式入学，但他在留日前是南开学校优秀的毕业生，先前也主办过《敬业》和《校风》，其才能是人所共知的。
几天后，一位意气风发、儒雅帅气的年轻男子应约来见天津学联负责人马骏和谌志笃。“《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非常必要的，要想学生爱国运动能坚持下去，必须注意爱国教育。同学们既然需要我编辑学生会报，我愿与大家共同努力，负些责任是义不容辞的。”他这样说。三人一番详谈过后，他欣然接受了天津学联的邀请，并决定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办人。他，就是周恩来。
刘清扬后来也回忆说，那时候天津学联正想筹办传播新思潮、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机关刊物《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来鼓动大家的斗争情绪，可是总物色不到人才。马骏等学联负责人，一听说周恩来同志回国了，都认为他是最理想的主编人。于是马骏等即联系周恩来同志，详细地介绍了学联会内部的情况和同学的趋向，邀请他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自此，周恩来搬进了南开校园，与学生运动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同吃同住，还劝说已经在南京金陵大学读书、回津度假的老同学潘世伦留下来，帮他一起办报。
那一年，周恩来年仅21岁。办报是个苦差事，尤其是在当年的社会环境下，一无经费，二无纸张，三无印刷厂，四要向当时的警察厅立案。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周恩来还是义无反顾地开始主持《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创刊筹备工作。
办报需要经费，周恩来就带领天津的大学生们通过话剧演出来募集，在一群年轻人的卓绝努力下，纸张、印刷、出版等诸多问题，也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逐个解决了。当时，筹备组可能是考虑到报纸的制版和印刷等环节的便利，最终选定了南市协成印刷局旁的一所小楼，作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办报场所。在那里，撰写、编排、校对、印刷、出售等环节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编报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发刊前，为扩大宣传的影响力，1919年 7月 12日的《南开日刊》上发表了周恩来起草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其上宣示：该报将“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本‘革心’与‘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什么是革新？就是要改造社会。什么是革心？就是要从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着手”。
1919年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号面世。报头印有一句英文名言作为点缀：“Democracy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is our motto. （民主：一个民享、民治、民有的政府——我们的座右铭）”。
创刊号刊发社论《革新˙革心》，明确提出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口号。该报旗帜鲜明地倡导新思潮，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影响下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情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强烈抨击封建礼教，提倡科学、民主和改革，号召青年及各界人士持续不断地向旧势力进行不懈的战斗。
这篇社论发表后，天津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撰文者正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周恩来。时任天津学联负责人的马骏看后，兴奋地说：“这篇社论真带劲 ! 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前大喊一阵，可有用得多！”
原来，自日本回国后，周恩来就参加了五四运动，全力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并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在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期间，周恩来充分发挥报纸的舆论阵地作用，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影响下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情况。《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表文章，深刻分析了“五四”运动爆发的起因及意义，并高度评价“五四”运动“比欧美、日本各种解放运动的价值高得多”。
为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从汇集新闻到组织文章，从排版到校对，都由他直接主持，重要的报道和言论还亲自执笔。因此，周恩来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
同年8月初，山东戒严司令、济南镇守使马良悍然宣布全省戒严，残酷镇压当地的爱国运动，并且捕杀了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3人。消息传到天津，爱国群众人人义愤填膺，学生运动重新高涨起来。8月6日，周恩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发表《黑暗势力》一文，大声疾呼：推倒安福派。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派出刘清扬、郭隆真等10人赴京请愿。8月23日，他们和北京代表15人一起遭北洋政府军警逮捕入狱。消息传到天津，各校代表都异常激动。周恩来镇静地说：“这正是掀起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 ! 但营救他们是我们的责任。”周恩来连夜赶编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号外，舆论声援被捕的请愿学生。一批一批群众积极响应，要求进京请愿。
创刊之初《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为日刊，对开四版，发行量最多时达2万余份，受到天津学生和各界人士的欢迎，不断地接到大批订单。由于《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影响越来越大，反动当局十分恐慌，曾于1919年9月22日以所谓“于公共安宁秩序，显有妨害”的罪名查禁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经周恩来等人据理力争，《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又于同年10月复刊。周恩来在《复刊布告》中，严正指出：“对于采取新闻的方法，集世界的大事，作有系统的记载，引导国人注重世界大局的潮流，打破狭隘的国家范围……选择各种有关世界新潮流的讨论同主张，供给现正求解放的中国。”从而进一步阐明了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思潮的决心。
时间追溯到百年前，在南市荣业大街34 号那座不起眼的小楼里，《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共出版了100多期，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战斗性和可读性，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声望。行销天津、北京、上海、南京、保定等地，被广大读者视为反帝反封建爱国斗争的号角、旗帜，“全国学生联合会报之冠”，成为天津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之一。
如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报社旧址上建起了繁华的南市商业街。那座革命先辈工作和斗争过的小楼不见了，但他们以笔为利剑、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故事却在历史上永远地留下了印记，熠熠生辉。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马骏（1895~1928），吉林宁古塔人，1895年9月12日生，回族。党的早期活动家和领导者之一，中国革命的先驱人物，第一批入党的回族党员。
1915年8月，马骏考入天津南开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马骏先后任天津中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积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9月16日，马骏与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等发起组织“觉悟社”。同年11月，马骏作为京津学生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大会，被选为常务委员。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马骏积极领导了声援上海工人的爱国运动。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北方区党的组织被军阀张作霖严重破坏。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的马骏同年12月被京师警察厅逮捕。1928年2月15日，马骏被敌人杀害，时年33岁。
刘清扬（1894~1977），回族，原籍天津，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最早的女党员之一，与邓颖超等人成为“中国妇女界的一面女权旗帜”。周恩来同志的入党介绍人，曾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等职。
谌志笃（1896~1971），号石僧，贵州省织金县人，毕业于天津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河北工业大学前身）。
谌志笃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之一。五四运动中，为激励国人，断指写下“学生作事，纯本天良，不为势迫，不为利诱”的血书。他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较为活跃的政治活动家、知名人士，也是织金县早期进步思想的启蒙传播先导，对党在织金的建立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